（續上）
顯然，許多詩人和藝術家都意識到‘缺席’這一功能的重要性，在詩作或藝術作品中不斷探索這個主題，並透過各類不同形式的‘對抗’嘗試體現這一功能。葡萄牙的詩歌女皇Sophia de Mello Breyner Andresen認為，‘缺席’蘊含著無窮的力量，那是生存的渴望甚至是對生命的思考。‘那些缺席的事物，就是隱藏的事物，是它們用神秘包藏了無窮的秘密。詩人必須穿越陰影走進神秘的境界，與自然萬物一起享有這些秘密。她的詩歌沒有省略黑暗、殘酷或者眼淚 ......’然而對於‘缺席’的理解，詩人並沒有停留在‘黑暗、殘酷或者眼淚’本身，詩人巧妙地思索這些痛苦，並‘拒絕把痛苦當作命中注定的東西：一片陽光，幾朵浪花，甚至一竹籃火候恰到好處的面包都能安慰這個優雅的女人。’ （姚風，《澳門日報》） 當詩人創意性地對待生活，化解黑暗與殘酷的時候，她對生命的認識由人與自然的‘抗衡’升華到人與自然的‘和諧’。詩人認為‘自然本身已經是和諧的秩序。就像在希臘人眼裡，自然是神聖的，這種神聖在自然的和諧中顯。在酒神的快樂精神中，人與物的得到了統一並且沐浴著神聖的光輝。戰天斗地的人並非高傲的勝利者。’（姚風，《澳門日報》）

這種善於對生命思考，善於平衡內心世界的‘詩學’（poetics）正是抗衡黑暗和殘酷的最佳狀態。中國一位女爵士歌手影子在回憶她的祖父時講道，她曾看過祖父在音樂中陶醉、流淚，卻未見過老人在文革時掉過一滴眼淚。她認為，人性的光輝體現在對靈魂神性的審視，而不是體現在與‘魔性’的對抗。（影子，《時尚》）進一步來講，對‘靈魂神性的審視’是抵抗‘魔性’的法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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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將‘缺席’做個比喻，我希望它是黎明前的黑暗，像一個‘城市的蘇醒’，讓我們學會思想。

‘一個城市的蘇醒比鄉村裡的日出更令人感動。......在鄉村裡觀看破曉，總是給我好的感覺，而在城市裡觀看破曉，對於我來說既好也不好，因此使我感到更好。......鄉村的破曉只不是存在的事實，而城市中的破曉則充滿著許諾。前者使你生存，後者則使你思想。’（何同彬，《南京評論》，2006年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