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個城市印於心中符號的所指是不同的。舒國治有概念之說，東京是“氣氛”，紐約是“抽象”，香港“窮山惡水”。愛琳有感而發，澳門讓人“恍惚隔世”（看過金光大道後，來到路環鹹魚檔，跪拜過天後娘娘，在廢棄船塢前）。作家則具像化一草一石一木，從以後的作品中再現：林白揣摩澳門的“碎石路”，想像腳踵下立體的方塊，以此做放大鏡，捕捉小城的顏色、線條和形狀，和它的各種南區風情，新古典和巴羅克的形式美；嚴歌苓構思“賭”局，每天威尼斯人一家酒店十萬人流量，中國人的“賭性”讓人情何以堪；余光中先生抓住它的“不協調”，觀音娘娘與天后娘娘共處一廟，卻不產生矛盾。聖保祿學院側便是哪吒廟，也沒什麼爭議。茶餐廳喝著咖啡，刀叉匙筷齊用也不是件稀罕兒事。中西文化共存的“共存”本身就值得研究。
我們見中慣了十字路口，三叉路口，可是在澳門，你能看到五叉路口，六叉路口，七叉路口。三盞燈和鏡湖馬路的多叉路口，似乎給每個路人、每個族群提供了合適的出口。有這樣的出口，心靈得到安靜與撫慰，才好騰出更多的空間給別的人，別的事。共存是共融的前提，各個獨立的個體擺正了心態，才好平和地去面對、接納其他的個體。当然，这些路口的形成有特有的历史原因，与本地的地形也有关系。但从社会文化这个角度去诠释，也给路品平添些“诗意”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。
“白以為常，文以應變”
余光中先生提出“白以為常，文以應變。”在華文中要堅持一個大傳統和一個小傳統：大傳統以“詩經”這些經典文化為基礎，小傳統則以“五四”以來建立的白話體系為指導。
先生解釋這八個字的時候，我想起了自己經歷的一件事。去年乘飛機旅行無聊之際，還在就讀五年級的外甥女建議以背誦唐詩來比記憶力，一開始我還能從容地引經據典，漸漸地變得不淡定了，開始搜腸刮肚吃老底兒，可外甥女卻不假思索，眼都不眨地輸出五十幾首。贏了舅媽，外甥女喜不自禁，像極了自己小時候在眾人面前背出長篇大論的神情。
遙想當年，背功真是了得，洋洋灑灑地幾頁紙不在話下，對於那時的我，詩歌純粹是為了背誦和默寫，離開了特定的情形，功能便不再存在，時間久了便又交還給課本。雖然在日常生活中不必時時引經據典，但實實在在地要擯棄其舊有的“過客”角色，讓其潛移默化生活。還記得小時候，幾句銘記的警句是在犯錯被提醒後，當詩句失去背誦功能時，當自己靦腆抱笑羞愧不已時學會的。其中兩句便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”，“陽春白雪，下里巴人”。大家一看便知道發生了什麼糗事，孩子成長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的尷尬情形，只不過不同的家長和老師措辭不同罷了。以自身小時候的經歷來體會這八個字的妙處，詮釋白話文“常態”與文言文“變態”的功能，倒也是對當代教育的另類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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